飘扬在贵州的兖矿旗帜

另一种以面对现代需要为目的的对古代思想的重新建构可以称之为创造性重构，简称为创构。

朱熹认为，此当以程颐公而以人体之之体去解之。故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

爱之之理便是仁，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话其实应当倒过来讲：若爱，则是自然爱，不是同体了方爱。但朱熹的学生仍是认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且吸纳了张载民胞物与之同气同性说的架构。夫理无蔽，则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仁之用无不周矣。故父母弃而不养，而遇虎之饥饿，则舍身以食之，此何义理耶!(51)佛教的慈悲号称无缘之爱，讲无条件的博爱。

朱熹依循的是由孝悌而仁民爱物的路径，认为人所应做的是为仁而非求仁。所以，路径只能是下学而上达，而不能徒事高远。第二是天与心性，心性问题是儒家的根本问题。

1.公羊学与现代学术 徐复观对春秋董氏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现代学术的方式来进行，因而他很不赞同晚清公羊学的方法，因此，无论是他对董氏公羊学方法的总结还是意义的论述，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对于春秋义法的关注。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第二个特性是他要使《公羊》成为他天的哲学的构成因素[6]203。

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

蒙文通也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经由董仲舒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董仲舒依然坚持，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但是董仲舒逐渐将革命替换为改制，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兼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17]217，董生变其所学，以委屈于汉，固无以愈于公孙弘之阿世，然儒术遂行，儒显而道以晦，独非董生之咎哉？[17]157 相比之下，徐复观对董仲舒抱有很大的同情。徐复观认为，董仲舒与一般传经之儒有不同的两大特性：第一个是通过《公羊》来建立当时已经成熟的大一统专制的理论根据。至《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始以四时为中心，将阴阳五行四方，配合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然儒家思想，在打了若干折扣之后，却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此一胜利，逐渐使法家的传统下降而为‘吏的地位，于是以前的政治实权虽仍操之于吏，而在政治的名分上，吏总是从属于儒[3]243-345。

……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12] 由此可见，《公羊传》与董仲舒的春秋学都强调变的重要性而反对泥于辞词，但是这些变化需有一个重要的参照，就是常例和经。(2)辞与指 第三条是关于辞与指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前面问题的进一步延伸。(《竹林第三》)[8]13 第五条：《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

孔子即以四时言天道，《易传》言四时重于言阴阳。(《竹林》第三)[8]12 第四条：《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着，不可不察也。

而通过对于天道、天志的儒家式陈述，完成了儒家观念自然化的过程。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

④陈其泰说：董仲舒通过对《春秋》经传的阐释，构建了公羊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突出春秋在儒家六经中的地位，论述它具有纲纪天下的神圣法典的意义。一面是革秦之旧，排除了百家，一面是复古之统，专尊了六艺，专尊了古王官学，而同时又是汉代新王之创法，与古王官学性质又不同。董仲舒的天具多元性，因此，从天的神圣性可以推论出人性之庄严。虽然不断有儒家学者强调儒家学说对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但是法家和黄老道学的混合依然是汉武之前的主要的统治观念。在之前的文献中，元主要是本原和原始的意义。另一方面，是通过天人感应的方式来建立起道德观念、礼乐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

董仲舒也说：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这不仅是把《公羊传》当作构成自己哲学的一种材料，而是把《公羊传》当作是进入到自己哲学系统中的一块踏脚石[6]206。

一般认为，董仲舒对于春秋义例有很大的贡献，康有为甚至觉得董的贡献可比之于欧几里得发明几何公式[5]323。在徐复观看来，经过秦代的暴政，儒家的思想受到了空前的压制，一方面是因为焚书坑儒的行为，使六经离析，另一方面则是严刑峻法的效率论取代了儒家德治的宏大理想。

所以，当董仲舒提出灾异的奏议几乎被处死的时候，董仲舒就不敢再提灾异这一端了。而政治主体的错位，导致儒家的德治客观化为政治设施，增添了许多曲折。

但在经学内部，人们会肯定康有为对董氏春秋的主题和义例做出的整理和评论。而当时的思想版图中，阴阳家、法家、道家的思想依然有很大的市场，那么要在思想竞争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吸收和改造别的思想因素是唯一的途径。2.天人关系 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天的哲学并非是古代天的观念的发展，而是对《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的格局的继承，因为在这个文本中，把天与阴阳五行、四季变化和政治活动进行了系统的整合。而汉公羊、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

不本二端之所从起，亦未可论灾异也。因为儒家存有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性的依赖，所以儒家否定了政治是一种权力或利益游戏的观念，也否定了国家是一种暴力压迫工具的观点。

对此，徐复观先生认定《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作品，不过，徐复观并不认为《春秋繁露》是一部纯粹的春秋学著作，而是将《春秋繁露》中关于天人关系的部分和春秋学部分进行了区分，并由此来说明董仲舒与一般传经之儒不同的两大特性：第一个特性是通过《公羊》来建立当时已经成熟的大一统专制的理论根据。我们知道，先秦儒家对于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在于交互责任，君主的地位来自于他的德行而非天意或暴力，这一点也体现在董仲舒的思想中。

因此，无论是君主，还是在君主上面的神，人君所依凭的国，其存在的目的是民，只有民才是政治实体，而其他都是虚位。这样的局面延续到汉代初期。

徐复观先生对于汉代思想的关注是整体性的，但是因为春秋公羊学在汉初思想和政治实践中的特殊性，所以，分析徐复观对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徐复观对于汉代儒学的理解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4]2526。见于《四部丛刊正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33页。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

如果说仁义论说是正面劝告的话，那么秦汉以来一直盛行的灾异观念便成为董仲舒所能想到的制约君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首先，在徐复观看来，董仲舒之所以着力构建天的哲学，其真实背景是因为认识到如先秦儒家那样用人格修养的方式来制约权力无边的皇帝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通过天的力量来制约。《易传》中更无五行的观念。

徐复观还认为西汉末年经生们之所以要掩盖董仲舒的重要作用是因为董氏通五经，规模宏阔，而为别的博士所畏惮。如前文所述，董认为谴告和灾异是春秋重要一端，在《贤良三策》中，董仲舒便明确地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